人口学家梁建章曾警告:如果不尽早干预,40年后印度人将是中国3倍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印度总人口将在2060年左右达到17亿的峰值,然后缓慢下降。 到2100年降至15.05亿;中国到2100年降至6.33亿,届时印度总人口约为中国的2.4倍。 有报告则显示,中国总人口到2050年降至12.3亿,到2100年降至6.3亿,印度2100年为15.3亿。 值得关注的是出生人口。 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为792万人,同比减少162万人,为历史新低。 联合国估算,印度出生人口将从2024年的2319万人逐年下降到2050年的1896万人。 按这两组数字,两国出生人口之比已接近2.9倍。 2023年梁建章估计,印度新生人口约2400万人,是中国的2.5倍,未来可能达到3倍。 仅过去两三年,这一指标就已接近3倍,比他当时预计的更快。 总人口是存量,变化较慢;出生人口是增量,决定今后几十年的人口走势。 印度人口也不会一直增长。 印度官方抽样调查显示,其总和生育率在2023年降到1.9,低于2.1的更替水平,而且各邦差别很大:比哈尔邦最高,为2.9;德里最低,为1.2。中国目前人口基础仍然较厚,16至59岁人口有851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60.6%,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3年。 不过,人口质量的优势并非可以长期静态持有:存量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提升缓慢,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窗口期取决于教育体系能否持续追赶。 每年出生不足800万人,二十年后的适龄兵员和三十年后的工程师储备都会受到这条曲线的限制。 因此,与其争论倍数,不如讨论怎样支持生育。 有观点从当时公布的生育支持措施谈起,认为这些安排在全面性和重视程度上超出了预期。 措施涵盖现金、税收和住房,也涉及托育、课后照护、在家办公和时间成本,部分内容还纳入了地方负责人的考核。 有观点认为,判断政策是否“生育友好”,不能只看出台了多少措施,而要核算家庭的财务成本和时间成本实际降低了多少。 养育孩子虽然是家庭的选择,但孩子长大后的劳动、消费和社会贡献并不只属于一个家庭,所以社会有理由分担一部分成本。 关于现金补贴,按月发放的方式此前已有讨论;结合2024年的经济形势,也可以考虑一次性发放较大额度,例如每个孩子10万元。 这样既可能较快带动消费,也能形成长期的人口投资。 还有主张实施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并把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生育福利。 方向也许是对的,但与养大一个孩子的花费相比,每年几千元的补贴只能算是开了头。 关于资金来源,问题可以放在财政支持和宏观调节的框架里讨论。不宜继续把钱主要投向新增需求已经不足的基础设施。 打个比方:一座桥如果没有足够的使用需求,投入就可能是浪费;而支持养育家庭的钱,既能转化为当期消费,也可能在更长时间后带来人口和经济上的回报。 这一比较反映的是对支出方向的取舍,并不是说基础设施普遍没有价值。 税收方面,2023年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和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已从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 有观点认为,对多孩家庭的支持还可以加大,并主张把个税、社保等负担放在一起研究,让二孩、三孩家庭得到更明显的减负。 理由是多孩家庭当下的养育压力更大,孩子将来对社会的贡献也更多。 住房、托育、课后照护和弹性工作安排也被放进同一个减负框架。 直接的财务支持、照护服务和工作时间安排是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同时降低家庭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创新能力被视为长期财富和经济表现的重要来源。 AI越能替代日常工作,人提出新问题、理解真实需求和作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就越重要。 跨领域整合知识、理解人性和需求、处理伦理问题,仍然需要人来参与。这是对技术与创新关系的判断,不是对未来所有岗位的确定预测。 人口还通过市场规模发挥作用。 用户越多,数据、需求和应用场景就可能越丰富,企业也更有空间投入研发。 以互联网、制造和AI相关产业为例,庞大的市场是中国的一项优势。 如果人口和市场持续收缩,产业规模、研发投入和竞争力都可能受到影响。这种影响有很长的时滞。 今天出生的孩子要二十年后才成为劳动者和创新者,出生人口减少的后果也要很久之后才会显现。 2025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近期财政部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 截至7月21日,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 特别